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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天，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，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。在别的议题结束后，陆定一汇报丁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，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，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——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，一种是张际春、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，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覆，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，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，陆定一自己确定的“只能实事求是，根据查实的结果办”等等的重要事实。


    书记处这次会议后，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、经专门小组通过、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“有变节性”的结论，又要将其改为“叛变”。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，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。讨论时，陆定一提出，将这一段经历改为：“1933年丁玲被捕后，自首叛变；从南京回到陕北，是敌人派回来的。”


    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，感到很满意。他顺势进一步说，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，就是翻案；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，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；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，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，等等。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“反党小集团”的结论，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，等等，却只字不提，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。


    这当儿，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，当场问周扬：“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，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?”


    周扬回答说：“那是你们逼的!”


    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：“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!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!丁玲的历史结论，同意了才报中央的；你现在又不同意，有什么新根据!……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?!”


    中宣部的人都知道，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。周扬也就不再吭气。


    1957年7月，对“资产阶级右派”的反击全面展开。7月25日，中断了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。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一百八十度。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，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。


    他这样定了新调调，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“反击”的斗争会。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，成了文艺界“反右”斗争的一个主战场，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，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。接着就把艾青、冯雪峰、罗烽、白朗、陈明等人，与丁玲、陈企霞一道归结为“资产阶级右派集团”。


    这个“反击”大会，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五十多天。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，周扬又到会讲了话。他说他一生忠于党，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；他指名道姓地“揭露批判”了丁玲、冯雪峰等十多位着名的新老作家，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，其中突出地说丁玲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”，是“一个对党不忠的人”。


    会后，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，以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》为题，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
    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，周扬取得了“彻底的胜利”，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；而丁玲、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，遍尝人间的苦辛……


    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党“八大”代表李之琏，边参加“八大”二次会议边接受批判，也踏上了苦难路


    1958年2月，李之琏跟着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等人，去山西、河南了解群众宣传工作。临离开北京时，周扬对李之琏说：“要早些回来啊!有些问题还要谈谈。”李之琏不知他是何用意，所以也没往心里去。


    过了两个月，李之琏一行接到通知，要他们尽快回来参加将在5月初召开的“八大”第二次会议。李之琏等人遂与洛阳市委书记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。一回来，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的张海就神情紧张地对李之琏说：“周扬已决定要谈谈我们几个人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中的‘错误’，不知周扬的目的是什么?”


    “谈就谈吧，无非是要我们作检查!”李之琏觉得无所谓。


    接着，副部长张子意也对李之琏说，过两天谈谈关于处理丁玲问题中的一些问题。


    张子意是1957年初，张际春被调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、周扬成了常务副部长之后，才到中宣部担任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的。他在工作中总是竭力维护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领导人。听张子意这么一说，李之琏才意识到这个“谈谈问题”，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个步骤。


    正在李之琏也开始感到“形势有点紧张”的时候，中宣部开了个部长办公会。在这个会上，周扬说，有些同志对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的问题时有些意见，“打算找个机会组织几个人，谈那么一两次就行了”。说得很轻松。但李之琏不相信他的这种说法是真的：“有些同志有意见”，究竟是些谁?